一方面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说农民太可怜，收入太低，每亩的纯收益只有7.5元。

　　一方面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有25个省份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越各省的GDP增速，有29个省的农民收入增速整体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

　　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更有可能是种粮收入较低，粮价跑不过农民其它的增值收入。

　　近年来，中国的粮价一直保持平稳的增长，同时种粮成本也在大幅增加，种粮比较效益下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非粮食的经济作物、从事二、三产业的工资收入、土地出租带来的资产性收入等等。

　　谷贱伤农、米贵伤民是政府部门调控政策面临的两难选择；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保护农民种粮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未来提高粮食价格和政府补贴带来的效益会更明显的体现在较为规模化的种养殖中，提高农民收入，需要多元化。

　　再提粮价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表示，中国将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2012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50公斤分别提高7.4元和16元。

　　政策的落脚点是保障粮食供给，通过提高粮食价格鼓励种粮农民继续从事粮食生产。

　　201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首次实现八连增，达到了5亿7千万吨，但是增产不增收带来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再加上中国粮食生产丰年歉年有序循环的规律，给后续保障粮食供给带来巨大压力。

　　因为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务农人数在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和消费习惯的改变，需要粮食生产逐年稳定增产。

　　在农民的种粮收益得不到应有保障时，的确会出现粮食减产。1999年至2003年，中国农民粮食生产的现金纯收益连续5年几乎为零，导致了2000年开始，中国粮食总产量出现连续3年下降，并于2003年达到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

　　为此，2003年后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农业为主题，2004年开始的农业补贴也是主要针对农民负担问题。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大幅提高后，2004年粮食丰收，并出现了卖粮难，国家由此推出最低粮食收购价政策，以防市场过于压低粮食价格。

　　粮价的稳步上涨，给农民粮食生产带来保障，却无法避免，农民将种粮收益与其它收入比较后带来的失落。粮价的小幅上涨，对于只有少数农田的农民，增益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由于通胀压力的存在，粮食价格占中国CPI的比重较高，粮食价格也不能过快提高。

　　2011年6月，CPI同比增长达到6.4%时，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的显示，粮食价格同比上升12.4%，对价格总水平上升的贡献率为0.34个百分点。由于居民生活消费中的肉蛋奶皆由粮食转换，因此粮食价格上升带来的间接影响更大。

　　粮食价格虽然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源，却是百价之基，过度上涨会影响社会稳定。随着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明显，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会给中国保持国内市场稳定带来更大挑战。

　　对此，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价格收购农民粮食，然后以平价出售粮食，通过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价格平稳，同时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不无道理。

　　谷贱伤农、米贵伤民是政府部门调控政策面临的两难选择。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保护农民种粮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CNTV）

　　种粮收益

　　粮价的小幅提高，对于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农民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袁隆平两会期间给媒体提供的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的纯收益是186.2元，但其中包括104.1元的国家粮食直补，实际上不含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82.1元。2011年，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了121.6元，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纯收益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7.5元。

　　事实上，2011年的稻谷价格相比于2010年已经有大幅提升。中国政府2010年10月时宣布，对2011年生产的三等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比2010年分别提高9元、10元、23元，平均提高14元。

　　由此可加，种粮农民的纯收益在过去一年不增反降，粮价上涨的幅度，仍远远无法弥补种粮成本提高。

　　国研中心2011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11年年中，三大主粮之一小麦的价格同比涨幅仅有5%到7%，与15%到18%的成本上涨幅度相差大约10个百分点。

　　未来随着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土地租金价格上涨、水、电成本上升，种粮收益并没有因为粮价的提高而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农民的积极性仍旧难以提高。

　　从专家调研来看，许多农民因此会感到种粮得不偿失，从而弱化田间管理、减少投入。例如，在大旱时期，有的个别农户认为即使抗旱也不能赚钱，而且有可能赔钱，因此不愿灌水抗旱，更不会主动去修葺保障生产的，最为基础的农田水利设施。

　　与种粮带来的现金收入相比，从事非农的工资性收入增速显然要快得多。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9%。其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21.9%。

　　以浙江省为例， 2011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071元，连续27年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首位。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的统计数据表明，从收入来源看，去年浙江省农民通过就地创业就业和外出转移就业，全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为6878元，增长15.6%。浙江人均耕地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农民收入较高，主要是因为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提出，在提高粮价同时，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部门的考虑更多的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着力提高单产同时加大农业补贴，考虑到种粮规模化效益比较明显，新增补贴会侧重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各种生产服务组织等。

　　未来之路

　　解决种粮农民收入问题，首先要从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自身现状找症结。

　　中国一直以来主要是小规模农业生产，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型农场种植不同。欧美等一些国家较为规模化的生产经营，对农民的农业科技水平、抗市场风险能力等都有要求。

　　农研中心主任宋鸿远分析，从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来看，务农农民平均年龄48.8岁，获取信息手段落后，知识结构较为单一。

　　在美国，农民是一种职业，从事农业的人员学历水平较高，懂得充分运用金融平台获取市场信息，并随时调整农作物品种、产量等等。

　　从中国当前的期货市场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期货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做期货交易一般有两个作用，锁定风险和套期保值，在规范的期货市场能够发现价格。美国的农场主基本上都去套期保值，所以他们的期货价格能够反映出现货价格的趋势。而中国由于农户生产规模较小，很少有农民去套期保值、锁定风险。中国大多数农民还不知道如何运用信息平台和金融工具来保障自己的收入。

　　提高农民素质，科学增产已成当务之急。

　　2012年1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指出，要建设新型农村人才培养工程，加快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

　　随后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将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与依靠科技增产增收结合起来。具体来看，未来会培训500万职业农民、合作社管理人员和科技示范户，开展[Page]1亿人次实用技术普及性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种养水平。

　　除了劳动力，中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土地、资金也都是次优资源配置。较好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发展非农产业，首先被挤占的就是粮食作物，种植粮食也很难贷款到资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晓黎说，如果中国的农业和日本一样用最优资源配置的话，会有较大的增幅和空间。

　　对于新一代入城的农民工，提高他们的收入则功夫在农外。

　　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民收入增长基本上呈相反趋势。世行副行长林毅夫曾指出，要长期地、可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来克服农产品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对农民增产增收的限制。如果未来通过规模化粮食生产，从事农业人数会大幅减少，转移农村劳动力成为关键。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才会伴随着土地流转、城市人口增加，带动城市与城镇的房地产业、生产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转化为市民，通过提高工资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