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通观上述所有的“两难”经济问题，其实都或多或少与“内需不足”有关，所以政府和舆论多年都高度重视“扩大内需”。但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政府主导的“扩大内需”，很大程度上，异化为政府投资和城镇居民、农民工、大学生“房奴”化。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办法，不仅解决不了“内需不足”的问题，还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制造新的“内需不足”。

　　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经济上每一次“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都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恢复而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局面。正如温铁军先生所言：历经多次危机而不倒的中国经验之核心，就是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还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代价的机制。1950年化解民国遗留的高通胀危机靠的是恢复农村经济——土改增强农民创造性；1960年化解“大跃进”危机靠的是恢复农村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增强农民创造性；1980年中国又因连续过多引进外资造成危机的对应解决，靠的还是恢复小农经济。

　　中国过去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内需不足”实际是“三农”问题的结果。“三农”问题越严重，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也会越多！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多数两难问题，不着手恢复农民自主性和创造性，加息还是降息、收紧还是放松流动性、减税还是加税、财政政策是积极还是稳健等等，都难以立竿见影。

　　解决“三农”问题与国家经济解困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经验！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国家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党中央、中央政府多次强调“三农”是“重中之重”，这是完全正确的判断，当下之关键是要让各级政府聚精会神、一心一意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

　　新中国60多年历次恢复农村经济化解“输入性经济危机”，基本上都是以“地权归农、平均地权”和“扩大农民经营自主权”来实现的。这次也不例外。一方面，必须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上；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将农民边缘化，必须将小农组织起来主导农业产业化，由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各个环节（包括农村金融）的全部收益。

　　（作者系三农问题学者）